本文按照惯例，对中国金融体系指标进行全面梳理、更新、汇总、分析，力求其能够成为在平常作业与研究中的高能助力器。除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窗口指导要求外，本文应能全面浓缩中国金融体系主要指标，若有疏漏或差错，亦欢迎提出，以便后续更新更正
（1）货币发行（一定时期内货币投放量与货币回笼量的轧差数，属于基础货币的一个细项）=商业银行的库存现金（非流通部分）+ M0（流通部分）。
其中，我国公布的货币发行量为央行发行库与出入库轧差数扣减商业银行业务库存数，在央行的资产负债中有具体体现。
（2）基础货币（货币供应的源头）=货币发行+法定存款准备金+超额存款准备金=商业银行的库存现金+流通中的M0+法定存款准备金+超额存款准备金。
从定义来看，基础货币是指经过商业银行的存贷款业务而能扩张或收缩货币供应量的货币，即从央行发行出来的货币，亦被称为货币基数、货币基础、强力货币或高能货币。
央行通过调节基础货币的数量就能数倍扩张或收缩货币供应量（央行通过给商业银行发放贷款、购买商业银行持有的国债或者外汇等方式使商业银行获得了可以放款的大笔资金）。当然商业银行所吸收的流通中现金实际上也是源于央行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过程，货币供应量才能被不断创造出来。需要说明的是，相较于货币供应量涉及到诸多市场主体，基础货币对央行而言要更容易控制。
截至2022年底，我国基础货币余额为36.10万亿元，货币乘数为7.38。
（3）货币乘数（货币扩张倍数或货币扩张系数）=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所谓货币乘数，是指央行扩大或缩小一单位的基础货币之后，通过商业银行的存款创造机制，使货币供应量增加或减少的倍数。从计算公式中可以看出，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主要有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储备率；现金漏损率（即对现金的流动性偏好、相当于变相提高了准备金率，如节假日期间对现金需求的大幅增加）；活期存款中定期存款的比率等几个方面。
所以通常情况下，只有影响超额存款准备金的货币政策才能影响到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其中，降准政策只能使得法定存准金和超额存准金此消彼长，对基础货币却几乎没有影响，但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可以直接作用于基础货币。
第三，M2（亦称为广义货币）=M1+准货币（企业定期存款+个人存款+其它）。
根据2023年1月10日央行发布的2022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自2022年12月起，M0含流通中数字人民币（2022年12月底数字人民币余额为136.1亿元）。
第二，2002年央行将在中国的外资、合资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存款分别计入不同层次的货币供应量。
第三，2011年10月，央行将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和住房公积金存款规模纳入M2.
第四，2018年1月，央行用非存款机构部门持有的货币市场基金取代货币市场基金存款（含存单）。
（3）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发展阶段的差异，每个国家的M0、M1、M2所代表的具体含义也有所不同。如储蓄率较低的经济体其M1与M0通常会比较接近，而M2的结构在不同经济体之间差异也比较大。
（4）通常情况下，M2与M1之间的剪刀差能够反映出非金融企业的经营活跃度和对未来经济的基本预期，甚至可以作为判断信用和经济的先行指标。M1同比更高往往意味着企业存款的活期化特征更为突出，对未来经济预期更为积极。
（1）根据规定，商业银行需要按照存款的一定比例缴纳存款准备金，这个比例即为存款准备金率，具体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超额存款准备金率。
前面已经指出，存款准备金属于基础货币的一部分，是央行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要手段。
（2）超额备付金=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存款+库存现金。目前央行已经取消了对商业银行备付金率的要求，将其与存准率合二为一。
（3）我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始于1985年，在2008年以前一直采取“一档”模式，即无论金融机构大小、性质、重要性程度如何，均实行统一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2007-2008年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当局开始根据金融机构重要性程度、规模大小、性质等设置有差异的存款准备金率，由一档到两档，再到目前的五档两优（银行业为三档两优）。
（4）自1985年我国实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以来，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共调整61次，其中2007年以前调整10次、2007年以来调整51次。特别是，自2011年起，我国便已进入降准的长周期中，且这个周期已持续十年以上。
（1）根据央行披露的信息，截至2022年底，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大约为6.40万亿元（2022年12月底MLF与PSL余额分别为4.55万亿和3.1528亿元）。
（2）结构性政策工具可进一步分为阶段结构性政策工具（为完成特定任务、实现特定目的且会适时退出）和长期结构性政策工具两大类。
第一，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属于长期结构性政策工具。截至2022年9月，支小再贷款余额为13863亿元、支农再贷款余额为5587亿元、扶贫再贷款余额为1576亿元、再贴现余额为5449亿元，合计达26475亿元。
第二，近年来创设的科技创新专项再贷款（2000亿元）、普惠养老领域再贷款（400亿元）、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1000亿元）、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400亿元）、碳减排支持工具（不设上限）、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1000亿元）、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2000亿元以上）、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2000亿元+2000亿元）、住房租赁贷款支持计划（1000亿元）、保交楼专项借款（2000亿元+1500亿元）、全国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专项再贷款（800亿元+800亿元）等均属于阶段性结构性政策工具，通常兼并成本较低与用途定向两个特征。
（3）再贷款（再贴现）是央行最早进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其中，再贴现是指央行通过商业银行持有的已贴现但尚未到期的商业汇票，向商业银行提供融资支持的行为。
第一，再贷款是指由央行贷款给商业银行，再由商业银行贷给普通客户的资金，其目的是为了调节基础货币供应和引导信贷投向，并进一步影响利率,具体体现在央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债权。1984年央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再贷款成为调控基础货币的基础，并在较长的时期内提供了基础货币供应总量的70-90%。根据现行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再贷款按照期限可分为年度性贷款、季节性贷款、日拆性贷款以及再贴现四种，按照种类则分为流动性再贷款、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金融稳定再贷款以及专项政策性再贷款。
第二，再贷款最初被央行广泛用于投放基础货币，其用途主要为解决商业银行的临时头寸、满足农信社的资金需求，1994年后再贷款在基础货币中的地位有所下降，1997年金融危机后央行通过再贷款来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央行票据（即中央银行票据）是央行为调节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而向商业银行发行的短期债务凭证，本质上是中央银行债券，发行期限一般在3个月至1年之间，可以理解为央行调节基础货币的一项货币政策工具。
2019年1月24日，为提高永续债的流动性，央行决定创设CBS，明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可以使用持有的合格银行发行的永续债从央行换入央行票据。同日央行还宣布，将主体评级不低于AA级的银行永续债纳入MLF、TMLF和再贷款的合格担保品范围。
（1）CBS操作采用固定费率数量招标方式，面向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进行公开招标，央行从中标机构换入合格银行发行的永续债，同时向其换出等额央行票据。到期时，央行与一级交易商互相换回债券。
（2）换入银行永续债的利息仍归一级交易商所有，央行票据互换操作的期限原则上不超过3年，互换的央行票据不可用于现券买卖、买断式回购等交易，但可用于抵押，包括作为机构参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抵押品。
（3）央行票据互换操作为“以券换券”，央行票据期限与互换期限相同，即在互换到期时央行票据也相应到期。在互换交易到期前，一级交易商可申请提前换回银行永续债，经央行同意后提前终止交易。
（5）自创设以来，已经形成每月操作一次CBS的固定惯例。且2020年2月以来规模均为50亿元、期限均为3个月、票面利率均为2.35%、费率均为0.10%。
（1）1994年进行外汇改革的同时，启动了外汇公开市场操作。央行从1998年开始建立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制度、恢复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选择一批能够承担大额债券交易的商业银行作为公开市场业务的交易对象，这些交易商可以运用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等作为交易工具与央行开展公开市场业务。
一般每年的4月底，央行会公布最新年度的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名单（50家左右）。
（2）央行公开市场业务债券交易主要包括回购交易、现券交易和发行央行票据。其中，
第一，回购交易分为正回购和逆回购两种，正回购是指央行向一级交易商卖出有价证券，并约定在未来特定日期买回有价证券的交易行为，体现为从市场回收流动性；逆回购为央行向一级交易商购买有价证券，并约定在未来特定日期将有价证券卖给一级交易商的交易行为，体现为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第二，现券交易分为现券买断和现券卖断两种，前者为央行直接从二级市场买入债券，一次性地投放基础货币；后者为央行直接卖出持有债券，一次性地回笼基础货币。
第三，央行票据（即央行发行的短期债券），央行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可以回笼基础货币，央行票据到期则体现为投放基础货币。
（3）目前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期限主要有7天、14天、28天和63天等几种类型，但通常主要有7天和14天为主，并在逢季末、年末等特别节假日时期跨期投放量会增大。
（1）2013年1月，央行创设SLO（Short-term Liquidity Operations，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作为公开市场常规操作的必要补充，旨在熨平突发性、临时性因素导致的市场资金供求大幅波动，期限为7天以内（可以将其视为7天OMO的补充），抵押品为政府支持机构债券和商业银行债券。
（2）2013年1月，央行创设SLF（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简称常备借贷便利，亦称酸辣粉），旨在满足金融机构期限较长的大额流动性需求，期限一般为1-3个月，面向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抵押品为高信用评级的债券类资产及优质信贷资产等。
（3）2014年4月25日，央行创设PSL（Pledged Supplementary Lending，简称抵押补充贷款，亦称披萨），为特定政策或项目建设提供资金（主要针对棚户区改造），期限为3-5年，该工具主要面向政策性银行，抵押资产为高等级债券资产和优质信贷资产等。
（4）MLF（Medium-term Lending Facility，简称中期借贷便利，亦特麻辣粉）与TMLF（Targeted Medium-term Lending Facility，简称定向中期借贷便利，亦称特麻辣粉）均主要面向“三农”、小微和民营企业贷款（新增），期限为3个月、6个月、1年（居多）。具体看，2014年9月与2018年12月，央行分别创设MLF和TMLF，前者以支持小微企业和债转股为主，后者则用以定向支持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发放贷款。
目前MLF已成为中期政策利率的代表，并作为LPR报价的基准参考，且从操作频率上来看基本已固定为每月中旬一次（配合LPR报价频率）。
（5）2017年1月20日，央行建立临时流动性便利（Temporary Lending Facility，即简称TLF，亦称特辣粉），为几家大型商业银行提供28天临时流动性支持，以缓解春节期间的大额现金支出。
（6）2017年12月29日，为应对春节期间现金支出对市场流动性的扰动，央行建立了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即CRA），允许现金投放中占比较高的全国性商业银行春节期间存在临时流动性缺口时，临时使用不超过两个百分点的法定存款准备金，使用期限为30天。
（1）通常利率走廊区间的上限为央行贷款给金融机构的利率，下限则为金融机构存钱在央行的利率，利率走廊区间的调控目标则为金融机构之间的拆借利率，也即通过调控确保金融机构之间的拆借利率在利率走廊的区间内波动。例如，当同业拆借利率突破区间上限时，金融机构便可以转而向央行借款，反则反之。
（2）2014年5月时任央行行长率先提出“利率走廊”这个概念，但关于“利率走廊”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其中以Kevin Clinton分别完成于1991年和1997年的两篇论文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拿大、欧元区、瑞典等经济体率先采用了“利率走廊”模式来调控利率，随后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瑞士、芬兰、匈牙利、斯洛文尼亚以及印度、斯里兰卡、等经济体也采用了这一调控模式。
（3）对于中国而言，也有自己的利率走廊区间，上限和下限分别为SLF利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2020年4月3日，央行决定自4月7日起将金融机构在央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从0.72%下调至0.35%，这是自2008年以来首次下调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意味着中国利率走廊已拓宽至0.35%-3.10%（利率走廊的宽度达到275BP）。
2013年10月LPR推出后，受银行贷款定价惯性等因素影响，LPR报价与贷款基准利率之间保持着相对固定的公布频率、变化幅度和利差，市场化程度较低，对贷款利率的引导作用不够。2019年8月人民币汇率勇于破“7”后，新报价机制也顺势推出，并在2019年8月中下旬推出一系列与LPR有关的配套政策。
（1）相较于贷款基准利率和旧LPR，LPR改革后，由报价行根据自身对最优客户实际发放贷款的利率水平，在MLF利率基础上加点报价，MLF利率则由市场化招标形成，反映了银行平均的边际资金成本，市场化程度亦明显提升。
同时LPR亦已逐渐取代了贷款基准利率成为商业银行FTP的主要参考基准，贷款FTP与LPR的联动性以及货币政策向贷款利率传导的效率明显增强。
（2）自2019年8月LPR新报价机制推出以来，1年LPR和5年以上LPR累计均已经下调7次，下调幅度分别达到60BP和55BP。同时2022年以来，1年期与5年期以上LPR已分别调整2次和3次，调整幅度分别达到15BP和35BP。
（3）和2013年推出的LPR相比，LPR新报价机制有诸多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报价原则（基于最优客户）、形成方式（MLF加点）、期限品种（1年和5年以上）、报价行（数量更多且类型更丰富）、报价频率（固定于每月20日）以及新的运用要求（通过MPA和自律机制管理）来强化约束等方面。
（4）LPR报价机制主要始于1933年大萧条时期的美国，随后拓展至其他经济体，从现在来看LPR最初是被定位于过渡性的定价基准。不过除内地外，目前仅美国、日本、中国香港和澳门等少数经济体仍在使用LPR报价机制，其中香港的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基本是在LPR的基础上定价，而美国和日本的LPR目前主要在中小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发挥着作用。
（1）2020年3月，央行发布了《关于加强存款利率管理的通知》（银发（2020）59号），明确将指导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加强存款利率自律管理，将结构性存款保底收益率纳入自律管理范围，同时将银行执行存款利率管理规定和自律要求情况纳入MPA，并将上述情况纳入金融机构合格审慎评估。
（2）2021年6月21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将存款利率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浮动倍数调整为加点确定。
（3）2022年4月，央行指导利率自律机制建立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明确参考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债市利率和1年期LPR来调整存款利率水平，并对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及时高效的金融机构给予适当奖励。这意味着，存款利率的变化需要参照两类因素：
从目前政策导向来看，央行更关注存款利率下降的效果，即未来将会更为关注存款利率报价方式调整的成效，并特别关注存款利率依然处于高位以及降幅不够明显的银行。
1、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包括政策端利率、市场利率（含参考利率）以及客户端广谱利率等三种类型组成的利率体系架构。如果利率传导较为顺畅，则意味着上述三类利率在趋势与方向上应保持一致，且不存在明显的滞后性。
2、政策利率主要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包括OMO利率、SLF利率、MLF利率等）和其它（如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国库现金定存利率、准备金利率等），而市场利率主要指拆借与回购利率、债券收益率、同业存单与大额存单发行利率、利率债收益率等等。
其中，政策利率以OMO利率和MLF利率为代表，市场利率以DR007为主。
3、客户端利率的种类更为丰富，除传统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外，还包括一些特殊产品利率（如货币市场基金、现金管理类产品、结构性存款、国债逆回购等）以及非标资产利率、票据贴现利率、信用债利率等各类广谱利率（如民间融资利率、P2P利率、融资租赁利率、商业保理融资成本、利率等等）。
（1）央行已经通过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等方式清晰地表明，OMO利率（每日）与MLF利率（每月月中）分别被定位为短期与中期政策利率，代表了银行体系从央行获取短期和中期基础货币的边际资金成本。
由于央行掌握着基础货币供应，意味着上述两个政策利率必然是市场利率定价的基础，央行只需作少量OMO和MLF操作，便可对市场利率产生决定性的边际影响。
（2）市场利率品种很多，但从央行的角度来看最为重视DR007这一指标，即央行货币政策的意图多是为了引导以DR007为代表的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为中枢水平波动。
（3）客户端的利率主要是贷款端与存款端两类，通过LPR新报价机制已经实现了MLF与LPR之间的联动，形成了“MLF利率——LPR——贷款利率（FTP）”的利率传导机制。
事实上，我们可以将政策性利率以及部分市场利率认定为无风险利率，将面向客户端的利率认定为风险利率，央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则是通过影响无风险利率来改变风险利率的预期，其依据的逻辑大致可以参照CAPM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这里不再赘述。
（1）外汇占款是央行收购外汇资产而相应投放的本国货币（增加了货币供给），以历史成本计价，更为突出量的层面。
（2）考虑到我国的银行结售汇制度由银行柜台和银行间两个市场构成，因此外汇占款相应也具有两层含义：
第一，央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中收购外汇所形成的人民币投放，反映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形成央行所持有的外汇储备。
第二，整个银行体系（包括央行与银行以及银行柜台与银行间两个市场）收购外汇所形成的本币资金投放，反映在“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中，这一外汇储备变化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储备”项下的“外汇”一项。
（3）外汇占款是基础货币的来源，并在过去很长时间内贡献了全部基础货币的80%以上（目前已降至52%左右%）。
（4）外汇占款会进入央行的外汇储备（以市场价计量、基本由国家外管局的投资部门进行统一管理），所以外汇占款与外汇储备之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
（5）由于外汇储备与外汇占款由于计价方式不同，因此二者也存在不小的差异。其中，外汇储备还将受到汇率变化、利率变化、投资收益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这也是我们看到外汇储备与外汇占款的差异一直存在的背后原因。
（1）即银行为客户及自身办理的结汇（外汇换成人民币）和售汇（人民币换成外汇）业务，由于商业银行根据每天结售汇的实际发生数据进行汇总后统一报送给外管局，因此这一指标受政策调控的影响较小，更能反应市场变化。
（2）银行结售汇进一步可分为代客结售汇（更能反映市场情绪和人民币升贬值情况）和自身结售汇（主要反映国际金价的变动），代客结售汇亦可进一步分为即期结售汇和远期结售汇。例如，如果升值则结汇需求会比较大，反则反之。
（3）即期结售汇主要包括即期结售汇当月发生额、远期结售汇当月履约额、外汇期权当月行权额（目前数据较小、外管局不公布）三大部分。其中，后两个主要反映的是市场主体过去对市场走势的看法。
（4）考虑到我国为顺差国，因此即期结售汇当月发生额通常应为顺差（结汇大于售汇），那么如果顺差收窄则说明人民币贬值预期较为强烈。
（1）为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带动其他发行主体在离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2018年9月20日央行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金融管理局签署《关于使用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发行中国人民银行票据的合作备忘录》，正式拉开了离岸央票的序幕。
（2）2019年8月9日央行发布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首次提出在港建立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的常态机制，完善香港人民币债券收益率曲线月央行在香港正式建立了离岸人民币票据的常态发行机制（实际上2015年10月便已在伦敦发行过离岸央票）。
通常情况下，发行离岸人民币票据意味着缩紧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因此企业在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融资成本更高，部分人民币融资需求可能由在岸人民币市场承接。不过，百亿体量的离岸人民币票据与万亿级别的离岸人民币资金相比，规模较小，从而使得央行发行离岸人民币票据更多是传递信号以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手段，而非稳汇率政策的工具。
（1）为适度对冲市场情绪的顺周期波动，缓解外汇市场可能存在的“羊群效应”，改变人民币汇率超乎预期的大幅贬值以及缓解资本流出的情况，2017年5月26日，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组织各报价行在报价模型中增加“逆周期因子”（对逆周期因子的理解可以参阅2017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人民币中间价报价机制也顺势调整为“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因子”
（2）过去，人民币汇率的“逆周期因子”调节经历了启动、恢复中性、重新启动、淡出使用四个阶段。从操作背景可以发现，“逆周期因子”主要应用于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阶段中。例如，2017年首次使用“逆周期因子”时，人民币汇率处于长升值趋势的短贬值风波中；2018年8月在中美贸易摩擦、人民币承压贬值的背景下，“逆周期因子”重新启动。
外汇风险准备金是指银行每出售一笔企业代客远期售汇业务时，需要向央行上缴一定的准备金，且这部分成本往往会转嫁到进口企业身上。
（1）整体上看，降低外汇风险准备金将降低客盘远期购汇成本、提升企业操作外汇衍生品意愿，进而可以增加金融机构在市场上进行平盘交易量，反则反之。
第一，此前我国未设置外汇风险准备金，因此除了具有真实贸易背景的企业有套期保值需求外，远期购售汇还带有浓厚的投机色彩。例如，在人民币贬值预期推动下，市场主体会选择向银行远期购汇，银行与企业签订远期售汇协议后，在即期市场抛售人民币、购入外汇，以满足远期售汇合同到期后的外汇需求，从而推动人民币远期汇率和即期汇率实现联动，使得人民币的远期贬值预期传导至即期市场，从而实现了人民币贬值预期的自我实现。
第二，从交易量上来看，银行代客远期售汇业务的规模在百亿级别，因此人民币远期外汇市场在体量上对人民币即期汇率的影响较小。实际上，央行亦将该项工具定义为“透明、非歧视性、价格型的逆周期宏观审慎工具”，短期内稳定市场情绪，防止顺周期行为的扩散。
（2）2015年8.11汇改后，为抑制外汇市场过度波动，2015年8月31日央行发布《关于加强远期售汇宏观审慎管理的通知》（银发（2015）273号），明确将外汇风险准备金纳入宏观审慎管理框架，自2015年10月15日起，开展代客远期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含财务公司）应交存外汇风险准备金（准备金率为20%），同时外汇风险准备金的冻结期为1年、按月交存、准备金利率为0且按照签约金额而非余额缴存。
（3）自推出以来，外汇风险准备金制度便经过多次调整，如2017年9月8日央行宣布从2017年9月11日开始将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调整为0、2018年8月3日央行宣布从2018年8月6日开始将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调整为20%（同年8月24日重启逆周期因子）、2020年10月10日央行宣布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从20%调降至0以及2022年9月26日央行决定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上调至20%。
（1）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的内涵是一致的。2004年10月29日央行发布的《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管理规定》（银发（2004）252号）明确提出以下要点：
第一，外汇存款准备金（央行不计付利息）是指金融机构按照规定将其吸收外汇存款的一定比例交存中国人民银行的存款。其中，
第二，央行对外汇存款准备金按月考核。其中，金融机构应在每月15日前将准备金存款划至央行指定账户，当月15日至下月14日期间金融机构的外汇存款准备金余额与其上月末外汇存款余额之比，不得低于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第三，美元与港币存款按原币种计算缴存存款准备金，其他币种需折算成美元缴存。
（2）历年上我国对外汇存款准备金率总共调整7次，分别为2004年1次、2006年1次、2007年1次、2021年2次以及2022年2次。其中，2022年以前的五次外汇存款准备金调整均为上调，其目的均是为了抑制人民币过快升值。
通常情况下，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被视为央行放松外币银根，提高银行外币信贷投放能力。同样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内涵也在于释放外汇市场上的美元流动性，提高银行美元资产投放能力，从而缓解人民币持续贬值压力。
央行在2021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首次公布国际收支资金来源及运用情况，表明央行目前更关注跨境资金双向流动情况。其中，国际收支指我国居民与非居民之间发生的一切经济交易，具体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初次收入、二次收入、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及储备资产等各类交易的全面记录，也是对相关资金来源与运用的总体反映。
1、从资金来源看，主要包括经常账户顺差（1227亿美元）、来华直接投资（1770亿美元）、来华证券投资（1184亿美元）以及存贷款等来华其他投资（如境外银行同业和企业将资金存入境内银行，合计1515亿美元）。
2、从资金运用看，主要包括官方储备资产（85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557亿美元）、对外证券投资（包括国内居民通过港股通和基金互认等渠道投资境外特别是香港市场600亿美元，合计986亿美元）以及对外贷款等其他投资（2653亿美元）。
（1）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月度、季度和年度）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所获得的资金总额，旨在从需求维度来测算实体经济的融资情况，并通过相对指标的计算来分析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变动特征。
（2）社会融资规模指标于2010年正式提出，至今不过十余年的时间。但在其最初产生的短暂时间内，便引起市场广泛关注和国家宏观调控的高度重视。2016年开始社会融资规模被纳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
（3）社会融资规模既有存量概念，又有流量内涵，既可兼顾绝对规模，亦可衍生相对指标。需要注意的是，社会融资规模本身是先有流量指标，而其存量指标则是根据流量指标的累积加总效应倒推计算得出。
（4）谈及社会融资规模，离不开其兄弟指标M2，社会融资规模与M2类似于一张表的两端，即资产和负债，一个表示资产的运用（社会融资规模），一个表示资金的来源（M2）。通俗来讲，货币当局发行货币（以广义货币M2来表示），金融机构拿到货币来满足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货币则通过银行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非银行金融机构（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以及未贴现票据）、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以及其它等渠道进入实体经济。
（5）理论上来讲，资产的运用和资金的来源应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特别是在只有资本市场的情况下，而间接融资中介特别是表外融资、私募投资及非标融资的存在，使得这一对应变得比较复杂，因此严格的对应关系并不会存在。
社会融资规模可以有很多分类，如按照债券市场、ABS市场、股票市场、信贷市场以及非标市场等市场进行分类，而按照传统分类方式则分为表内融资、表外融资、直接融资、政府债券和其它五大类。具体来看，
（1）表内融资主要包括人民币贷款和外币贷款，表外融资主要包括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票据等三大类，直接融资主要包括非金融企业上市和企业债，政府债券包括国债、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其它则是一个不定项。
（2）表内融资和其它项主要与银行体系直接相关（表内融资的资金全部来源于银行），表外融资主要与银行间接相关（资金的提供方仍主要以银行为主），直接融资则主要与资本市场相关，政府债券则主要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关。
（3）贷款还可进一步划分非银同业贷款、企业中长期贷款、企业短期贷款、居民中长期贷款、居民短期贷款以及贴现票据等几类，其中贴现票据（表内）和未贴现票据（表外）统一称为票据融资。
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外债和外汇占款、金融机构之间相互持有的股权、相互持有的债券、私募基金等、资管计划不计入社融，但未来有可能纳入进来。
贷款五级分类是央行于1998年5月参照国际惯例制定《贷款分类指导原则》时给予明确的。当然财政部1993年颁布的《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将贷款分为正常、逾期、呆滞和呆账四类（通常将后面三类“一逾两呆”统称为不良贷款）。
1、正常类贷款具体是指借款人能够正常履行合同，没有足够理由怀疑其贷款本息不能按时偿还的贷款。正常贷款率没有特定监管标准，一般越高越好，基本上正常贷款率（即正常类贷款/全部贷款）均在95%以上。
2、关注类贷款具体是指目前有能力偿还贷款本息，但存在一些可能对偿还不利的影响因素的贷款。关注贷款介于正常类贷款和不良贷款之间，关注贷款率同样没有特定监管标准。
3、不良贷款主要指那些借款人还款能力出现明显问题的贷款，主要包括次级类贷款ope体育、可疑类贷款和损失类贷款三类。其中，
（1）次级类贷款是指还款能力出现明显问题，完全依靠其正常营业收入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会造成一定损失的贷款。
（2）可疑类贷款是指贷款人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可能会造成较大损失的贷款。
（3）损失类贷款是指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后，本息仍无法收回，或只能收回很少一部分的贷款。
（4）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余额/各项贷款余额=（次级类贷款余额+可疑类贷款余额+损失类贷款余额）/各项贷款余额。
（5）不良贷款率没有特定的监管标准，且不良贷款、关注贷款、逾期贷款之间有一定的重合性，从而生成分类上不够严谨。
2005年12月31日发布的《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规定不良贷款率不得大于5%、不良资产率不得大于4%。
1、逾期贷款主要指项目在贷款合同规定期限内，尚未还清的贷款部分，并从逾期之日起，转入逾期贷款账户，一般情况下逾期贷款要加收较高的惩罚利息。
（1）逾期贷款按期限进一步划分，即逾期3个月以内、逾期3个月至1年、逾期1年以上至3年以内、逾期3年以上。
2、重组贷款是指由于借款人财务状况恶化，或无力还款而对借款合同条款做出调整的贷款。其中调整措施主要包括贷款展期、借新还旧、还旧借新、利息罚息减免、本金部分减免、债转股、以物抵贷、追加担保品、还款方式变更等。
（1）央行2001年12月发布的《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明确“需要重组的贷款应至少是次级类；重组后的贷款假如依然逾期或借款人无力归还，则应至少归为可疑类”。
不良贷款率、贷款拨备率与拨备覆盖率是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三个基本指标，三者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即不良贷款率=贷款拨备率/拨备覆盖率。
1ope体育、2011年银监会以9号令的形式印发《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管理办法》，将《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中的一般准备、专项准备和特别准备统一合并为“贷款损失准备”，并将其在成本中列支，作为抵御贷款风险的准备金。
2、2015-2016年业务制度更新，《G11-II资产质量及准备金》将三项准备统一为减值准备。中国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的提取比率为9%，即按应收账款余额的9%计提坏账准备金，提取的准备金计入当期损益。这里的坏账准备等同减值准备。
3、一般各家银行贷款减值准备的计提标准不同、可比性不高。不过计入当期损益的贷款减值准备是影响业绩的重要因素，因此资产质量与经营业绩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
不过近年来，政策层面多次提出要降低拨备覆盖率，以便能够腾挪出信贷额度，增强银行信贷投放能力。例如，2016年2月，市场传言国府正在考虑降低银行坏账气血覆盖率；2020年4月的国常会则提出将中小银行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阶段性下调20个百分点；2022年4月13日，国常会提出“鼓励拨备水平较高的大型银行有序降低拨备覆盖率”；2022年 4月15日银保监会主席首席检查官、办公厅主任和新闻发言人王朝弟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鼓励拨备较高的大型银行及其他优质上市银行将实际拨备覆盖率逐步回归合理水平”。
2019年9月26日，财政部发布《金融企业财务规则（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对于拨备覆盖率超过监管要求2倍以上的银行，应视为存在隐藏利润的倾向，要对超额计提部分还原成未分配利润进行分配。
2018年2月28日，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银监发（2018）7号文），明确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由150%调整至120-150%，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由2.5%调整为1.5-2.5%。各级监管部门应综合考虑商业银行贷款分类准确性、处置不良贷款主动性、资本充足率三方面因素，按照孰高原则，确定贷款损失准备最低监管要求。
1、在对贷款进行五级分类后，不同类型贷款之间的迁徙情况亦值得关注。2005年12月银监会印发的《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明确贷款风险迁徙指标主要有正常类贷款迁徙率、关注类贷款迁徙率、次级类贷款迁徙率和可疑类贷款迁徙率。而这里的迁徙主要特指下迁，即相对优的贷款类别下迁到更差贷款的比率，没有特定的监管标准。其中，
正常类贷款迁徙率=期初正常类贷款期末转为后四类贷款的余额/期初正常类贷款余额。
关注类贷款迁徙率=期初关注类贷款期末转为不良贷款的余额/期初关注类贷款余额。
次级类贷款迁徙率=期初次级类贷款期末转为可疑类和损失类贷款余额/期初次级类贷款余额。
可疑类贷款迁徙率=期初可疑类贷款期末转为损失类贷款余额/期初可疑类贷款余额。
2、由于不良贷款率是存量指标，仅能反映过去的贷款质量和风控水平，且受到核销的影响，往往数据有所失真。因此不良贷款生成率更能反映当下的资产质量情况。当然这是一个只有少数银行（如平安银行、招商银行等）在使用的资产质量指标，能够更好衡量资产质量的动态变迁情况。具体来看，
不良生成率=（本期新增不良贷款余额+本期不良贷款核销）/（年初贷款余额+年初银承、信用证及保函等传统表外授信业务余额）。
3、所谓贷款偏离度，亦称贷款分类偏离度，具体指贷款的账面分类与真实分类的偏差程度，偏离度=实际数值/上报数值。一般而言偏离度超过105%即为不正常，超过100%说明分类不准确。关于偏离度大致有两个指标：
该部分内容详见银监会2012年7月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
（1）一级资本包括核心一级资本和其它一级资本两类，且一级资本占全部资本净额的比例须在50%以上。
（2）核心一级资本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一般风险准备、未分配利润以及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的部分。
（3）其它一级资本包括永续债、优先股等其它一级资本工具以及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的部分。
（4）一级资本的扣除项应包括：商誉、其它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由经营亏损引起的净递延税资产和贷款损失准备缺口；资产证券化销售利得、确定受益类的养老金资产净额、直接或间接持有本银行的股票；对资产负债表中未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进行套期形成的现金流储备（正值予以扣除、负值予以加回）；商业银行自身信用风险变化导致其负债公允价值变化带来的未实现损益。
（1）二级资本主要包括次级债、二级资本债、混合资本工具、超额贷款损失准备以及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等，其中权重法和内部评级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其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二级资本，但比例分别不得超过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1.25%和0.60%。
（2）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工具有确定到期日的，应当在距到期日的最后五年，按100%、80%、80%、60%、40%、20%的比例逐年减计至二级资本。
（1）2021年1月25日，央行官网发布“创新转股型资本债券多渠道补充中小银行资本”一文，指出央行会同银保监会，设计完善了转股型资本债券相关制度，并已批复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宁波通商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转股型资本债券。实际上早在2018年2月27日，央行便公告称，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具有创新吸收机制或触发事件的新型资本补充债券。这里的资本补充债券便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为满足资本监管要求而发行的、对特定触发事件下债券偿付事宜做出约定的金融债券，包括但不限于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和二级资本债券（含减记型与转股型）。以宁波通商银行为例，2020年12月21日宁波银保监局批复同意其发行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的转股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计入其他一级资本），2021年1月20日，宁波通商银行成功发行首单转股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共5亿元，票面利率4.80%，全场认购倍数2.1倍。
（2）自2020年7月政策层面明确可以通过地方专项债来补充中小银行资本后，很多地方亦进行了尝试。利用地方专项债补充中小银行资本大多是通过直接注入资本金或认购转股协议存款的形式进行，且期限大多为10年，本金自第6年或第8年开始每年按等额本金偿还（前五年为还本宽限期）。转股协议存款可以被视为一种补充中小银行资本的创新资本工具，具体是指将可用于补充中小银行资本的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以存款的形式注入目标银行，补充目标银行资本，同时约定在满足转股条件时，转为普通股，或者在转股协议存款到期或可赎回后由目标银行还本付息。
（1）可采用权重法或内部评级法进行计量，通常情况下中小银行由于基础数据样本不够或代表性较差等原因主要采取权重法来计提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2）所谓权重法，即首先从表内资产账面价值中扣除相应的减值准备，然后乘以风险权重。表外项目则以名义金额为基础乘以信用转换系数得到等值的表内资产，再按表内资产的方式进行处理计提。
第一，商业银行持有中央政府、央行、政策性银行债权的风险权重为0，持有中央政府投资的AMC为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而定向发行的债券风险权重为0。此外，以风险权重为0的金融资产作为质押的债权风险权重也为0.
第二，商业银行对公共部门实体（省级及计划单列市政府、收入源于中央财政的公共部门等）、对其它商业银行原始期限三个月以内（含）、对ABS的债权风险权重为20%，不包括公共部门实体投资的工商企业债权。
第三，商业银行对我国其它商业银行一般债权的风险权重为25%、次级债权为100%。
第四，商业银行对一般企业债权的风险权重为100%，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债权风险权重为75%，对工商企业股权投资的风险权重为400%（被动持有或因政策性原因持有）和1250%（其它）。
第五，商业银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权重为50%（追加贷款为150%）、对个人其它债权的风险权重为75%。
（1）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价格（包括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不利变动引起的银行表内外业务发生损失的风险。具体包括商业银行交易账户中的利率风险和股票风险，以及全部汇率风险和商品风险。
（2）操作风险是指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员工和信息科技系统，以及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包括法律风险，但不包括策略风险和声誉风险。
（3）商业银行可以采用标准法或内部模型法计量市场风险资本要求；可以采用基本指标法、标准法或高级计量法计量操作风险资本要求。
（4）市场（操作）风险加权资产=市场（操作）风险资本要求*12.50。其中，
第一，市场风险加权资本=利率风险资本+汇率风险资本+商品风险资本+股票风险资本+期权风险资本
第二，操作风险加权资本（目前国内银行均采用标准法计量）=（零售银行、资产管理、零售经纪业务）条线%+（商业银行、代理服务业务）*15%+（公司金融、支付和清算、交易和销售、其它）*18%
资本充足指标主要包括包括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其中，
资本充足率=资本净额/风险加权资产=资本净额/（信用风险加权资产+操作风险资本*12.50+市场风险资本*12.50）
2012年我国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明确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的最低标准分别为5%、6%和8%。
（1）核心一级资本包括实收资本（普通股）、资本公积、盈余公积、一般风险准备、未分配利润和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且应当扣除商誉、其它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由经营亏损引起的净递延税资产和贷款损失准备缺口。
（2）其它一级资本包括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和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二级资本包括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和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其中，超额贷款损失准备计入二级资本的比例不得超过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1.25%（权重法）或0.6%（内部评级法）。
在最低要求的基础上，政策部门还提出了储备资本（2.50%）、逆周期资本（0-2.50%）以及附加资本（1%）的要求，且储备资本、逆周期资本与附加资本均由核心一级资本来补充。
（1）1%的附加资本仅针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来计提。这意味着我国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最低标准实际上为11.5%、9.5%和8.50%。非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最低标准实际上为10.5%、8.5%和7.50%。
如前所述到目前为止，监管部门尚没有出台关于逆周期资本的相关细则，所以基本可以忽略。不过央行的MPA考核中对逆周期资本有所涉及。央行在MPA中提出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的概念，其计算公式为
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最低资本充足率8%+储备资本（2.50%）+逆周期缓冲资本），其中，有1、1.05或1.1三种取值。
为机构对整体信贷顺周期贡献度参数[=宏观经济热度参数*系统重要性参数(系统重要性附加资本*100)]。
杠杆率是指商业银行一级资本净额与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的比率，其数值越高说明商业银行资本越充足。2015年4月，银监会对发布了《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将商业银行杠杆率的监管标准确定为4%。其中，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调整后的表内资产余额（不包括表内衍生产品和证券融资交易）+衍生产品资产余额+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调整后的表外项目余额+一级资本扣减项。
目前中国央行与银保监会已经公布了两次（2021-2022年）系统重要性名单（合计19家），且名单范围无变化，唯一变化的是民生银行的系统重要性有所降低。同时，2021年10月中国央行与银保监会发布的《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试行）》明确提出系统重要性银行还应满足一定的附加资本与附加杠杆率要求，其中，
（1）附加资本由核心一级资本满足。第一组到第五组的银行分别适用0.25%、0.5%、0.75%、1%和1.5%的附加资本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金融稳定理事会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分成五组，并分别适用1%、1.50%、2%、2.50%和3.50%的附加资本。
（2）系统重要性银行在满足杠杆率要求的基础上，应额外满足附加杠杆率要求。附加杠杆率要求为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的50%，由一级资本满足。
2021年10月29日央行、银保监会与财政部联合发布《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明确了以下几点：
（1）总损失吸收能力是指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进入处置阶段时，可以通过减记或转为普通股等方式吸收损失的资本和债务工具的总和。
其中，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是指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处置实体应当持有的损失吸收能力，内部总损失吸收能力是指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处置实体向其重要附属公司承诺和分配的损失吸收能力。
（2）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比率要求适用于并表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处置集团，包括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风险加权比率和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杠杆比率。
商业银行的负债来源主要包括客户存款、广义同业负债以及向央行借款三大部分。其中，客户存款是最基础的负债来源。其中，
（1）广义同业负债包括狭义同业负债、同业存单和金融债，是商业银行负债来源的重要补充渠道，同时也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融资渠道；
（1）同业存单是指由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法人（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以及央行认可的其他金融机构）在全国银行间市场上发行的记账式定期存款凭证，其被定性为货币市场工具，期限在1年以下。
（2）大额存单是指由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面向非金融机构（包括个人、非金融企业、机关团体）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记账式大额存款凭证，其本质是银行存款类金融产品，属一般性存款。一般情况下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的起点金额不低于30万元，机构投资人不低于1000万元（起点可以调整）。
第一，实际上国内一些银行最早于1986年便已发行了大额存单（利率较同期存款基准利率上浮10%），但当时主要以纸质形式存在，且无二级流通市场，导致市场上伪造存单的案例较多，央行也于1997年4月暂停了大额存单的发行，直至2015年6月才得以重启。
第二，虽然大额存单的投资人主要为个人、非金融企业、机关团队等非金融机构投资人，但由于保险公司、社保基金在商业银行的存款也算作一般存款（需要缴纳准备金），因此保险公司和社保基金也可以投资大额存单。
第三，大额存单采用电子化的方式发行。其中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为大额存单业务提供第三方发行、交易和信息披露平台。上清所为通过第三方平台发行的大额存单提供登记、托管、结算和兑付服务，并对通过发行人营业网点、电子银行发行的大额存单的日终余额进行总量登记。
第四，和其它客户类负债相比，大额存单的优势主要是其成本低、期限灵活、起点金额高且流动性比较好，这意味着大额存单的认购客户通常也可以作为财富管理或私人银行客户的主要来源。
（3）央行的240号文第一次明确了结构性存款的定义，随后银保监会的204号文也延用了这一表述，其在文件中具体指出，结构性存款是指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嵌入金融衍生工具的存款，通过与利率、汇率、指数等的波动挂性钩或与某实体的信用情况挂钩，使存款人在承担一定风险的基础上获得更高收益的业务产品。可以看出，结构性存款本质上是存款。
2021年3月23日，银保监会发布了第一份专门针对商业银行负债质量进行规范的政策文件，即《商业银行负债质量管理办法》。
（1）《商业银行负债质量管理办法》提出了四项“禁止性”规定，虽然并非量化指标，但具有一定威慑性与指导性。毕竟这是监管部门后续或非现场检查的一个重要依据，具体体现为：（1）不得以金融创新为名，变相逃避监管或损害消费者利益；（2）不得设定以存款时点规模、市场份额、排名或同业比较为要求的考评指标；（3）分支机构不得层层加码提高考评标准及相关指标要求，防范过度追求业务扩张和短期利润；（4）不得采取违规返利吸存、通过第三方中介吸存、延迟支付吸存、以贷转存吸存、提前支取靠档计息等违规手段吸收和虚增存款。
（2）《商业银行负债质量管理办法》对商业银行的负债质量提出“负债来源的稳定性、负债结构的多样性、负债与资产匹配的合理性、负债获取的主动性、负债成本的适当性以及负债项目的真实性”等“六性”要求。
1、流动性覆盖率（LCR）：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未来30日内的资金净流出量
（1）流动性覆盖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的具体规定详见2018年5月25日发布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银保监会（2018）第3号令）。
（1）净稳定资金比率（Net Stable Funding Ratio）的具体规定详见2018年5月25日发布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银保监会（2018）第3号令）。
（1）流动性匹配率的具体规定详见2018年5月25日发布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银保监会（2018）第3号令）。
（3）自2020年1月1日起，流动性匹配率按照监管指标执行（之前暂作为监测指标）。
（2）流动性资产包括现金、黄金、超额准备金存款、一月内到期同业往来款轧差后资产净额、一月内到期债券投资、在国内外二级市场可随时变现债券投资、其他一月内到期可变现资产（剔除不良资产）。
（3）流动性负债包括活期存款（不含财政性）、一月内到期的定期存款（不含政策性存款）、一个月内到期的同业往来负债净额、一月内到期已发行债券、一月内到期应付利息及各种应付款、一月内到期央行借款、其他一月内到期负债。
集团内跨境资金净流出比例为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与境外集团内机构交易的资产方净额与资本净额之比。
与境外集团内机构交易的资产方净额=存放境外集团内机构+拆放境外集团内机构+与境外集团内机构交易形成的其他资产余额－境外集团内机构存放－境外集团内机构拆放－与境外集团内机构交易形成的其他负债余额。
跨境资金净流出比例为外国银行分行与境外机构交易的资产方净额与营运资金净额之比。
外国银行分行与境外机构交易的资产方净额=存放境外联行、附属机构及同业+拆放境外联行、附属机构及同业+与境外联行、附属机构及同业交易形成的其他资产余额－境外联行、附属机构及同业存放－境外联行、附属机构及同业拆放－与境外联行、附属机构及同业交易形成的其他负债余额。
2014年4月24日，当时的一行三会一局联合发布127号文（即《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以及2014年5月8日银监会发布的140号文（即《关于规范商业银行同业业务治理的通知》，明确提出以下三个要求：
（1）同业借款业务最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年，其他同业融资业务最长期限不得超过一年，业务到期后不得展期。
（2）单家银行对单一金融机构法人的不含结算性同业存款的同业融出资金，扣除风险权重为零的资产后的净额，不得超过该银行一级资本的50%。
（3）单家银行同业融入资金余额/负债总额不得超过1/3，农村信用社省联社、省内二级法人社及村镇银行暂不执行。
2017年12月29日，央行发布302号文，即《关于规范债券市场参与者债券交易业务的通知》，尝试解决债券交易不规范和加杠杆两个问题，其对债券回购资金的比例进行了明确，具体如下表所示：
2019年8月，银保监下发重磅监管文件，对不同评级的银行给予不同的程度的同业业务约束：
（1）第一档（评级在2级及以上的银行）：同业资产/一级资本净额、同业负债/一级资本净额分别不得高于500%和400%。
（2）第二档（评级为3A与3B的银行）：同业资产/一级资本净额、同业负债/一级资本净额分别不得高于400%和300%。
（3）第三档（评级为3C及以下的银行）：同业资产/一级资本净额、同业负债/一级资本净额分别不得高于300%和200%。
该部分内容主要源于2004年12月29日银监会刚刚成立时发布的《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
亦称为期限错配风险，是最主要和最常见的利率风险形式，主要指由于银行资产、负债和表外业务到期期限（就固定利率而言）或重新定价期限（就浮动利率而言）存在差异所产生的风险。资产负债两端定价的不对称性使银行的收益或内在经济价值随着利率的变动而变化。例如，如果银行以短期存款作为长期固定利率贷款的融资来源，当利率上升时，贷款的利息收入是固定的，但存款的利息支出却会随着利率的上升而增加，从而使银行的未来收益减少和经济价值降低。
即收益率曲线的非平行移动，对银行的收益或内在经济价值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形成收益率曲线风险，也称为利率期限结构变化风险。例如，若以五年期政府债券的空头头寸为10年期政府债券的多头头寸进行保值，当收益率曲线变陡的时候，虽然上述安排已经对收益率曲线的平行移动进行了保值，但该10年期债券多头头寸的经济价值还是会下降。
基准风险是另一种重要的利率风险来源。在利息收入和利息支出所依据的基准利率变动不一致的情况下，虽然资产、负债和表外业务的重新定价特征相似，但因其现金流和收益的利差发生了变化，也会对银行的收益或内在经济价值产生不利影响。
例如，一家银行用一年期的存款为来源发放一年期的贷款，虽然由于利率敏感性负债与利率敏感性资产的重新定价期限完全相同而不存在重新定价风险，但因为其基准利率的变化可能不完全相关，变化不同步，仍然会使该银行面临着因基准利率的利差发生变化而带来的基准风险。
期权性风险来源于银行资产、负债和表外业务中所隐含的期权。期权可以是单独的金融工具，如场内（交易所）交易期权和场外期权合同，也可以隐含于其他的标准化金融工具之中，如债券或存款的提前兑付、贷款的提前偿还等选择性条款。
一般而言，期权和期权性条款都是在对买方有利而对卖方不利时执行，因此，此类期权性工具因具有不对称的支付特征而会给卖方带来风险。比如，若利率变动对存款人或借款人有利，存款人就可能选择重新安排存款，借款人可能选择重新安排贷款，从而对银行产生不利影响。
缺口分析是衡量利率变动对银行当期收益的影响的一种方法。具体而言，就是将银行的所有生息资产和付息负债按照重新定价的期限划分到不同的时间段（如1个月以下，1~3个月，3个月~1年，1~5年，5年以上等）。在每个时间段内，将利率敏感性资产减去利率敏感性负债，再加上表外业务头寸，就得到该时间段内的重新定价“缺口”。以该缺口乘以假定的利率变动，即得出这一利率变动对净利息收入变动的大致影响。
当某一时段内的负债大于资产（包括表外业务头寸）时，就产生了负缺口，即负债敏感型缺口，此时市场利率上升会导致银行的净利息收入下降。相反，当某一时段内的资产（包括表外业务头寸）大于负债时，就产生了正缺口，即资产敏感型缺口，此时市场利率下降会导致银行的净利息收入下降。
缺口分析中的假定利率变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确定，如历史经验、银行管理层的判断和模拟潜在的未来利率变动等。缺口分析也存在如下缺点：
（1）忽略了同一时段内不同头寸的到期时间或利率重新定价期限的差异。在同一时间段内的加总程度越高，对计量结果精确性的影响就越大。
（2）只考虑了由重新定价期限的不同而带来的利率风险，即重新定价风险，未考虑当利率水平变化时，因各种金融产品基准利率的调整幅度不同而带来的利率风险，即基准风险。同时，缺口分析也未考虑因利率环境改变而引起的支付时间的变化，即忽略了与期权有关的头寸在收入敏感性方面的差异。
（3）非利息收入和费用是银行当期收益的重要来源，但大多数缺口分析未能反映利率变动对非利息收入和费用的影响。
（4）缺口分析主要衡量利率变动对银行当期收益的影响，未考虑利率变动对银行经济价值的影响，所以只能反映利率变动的短期影响。
久期分析也称为持续期分析或期限弹性分析，是衡量利率变动对银行经济价值影响的一种方法。具体而言，就是对各时段的缺口赋予相应的敏感性权重，得到加权缺口，然后对所有时段的加权缺口进行汇总，以此估算某一给定的小幅（通常小于1%）利率变动可能会对银行经济价值产生的影响（用经济价值变动的百分比表示）。各个时段的敏感性权重通常是由假定的利率变动乘以该时段头寸的假定平均久期来确定。
当然银行可以对以上的标准久期分析法进一步改进，如可以不采用对每一时段头寸使用平均久期的做法，而是通过计算每项资产、负债和表外头寸的精确久期来计量市场利率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从而消除加总头寸/现金流量时可能产生的误差。另外，银行还可以采用有效久期分析法，即对不同的时段运用不同的权重，根据在特定的利率变化情况下，假想金融工具市场价值的实际百分比变化，来设计各时段风险权重，从而更好地反映市场利率的显著变动所导致的价格的非线性变化。
（1）如果在计算敏感性权重时对每一时段使用平均久期，即采用标准久期分析法，久期分析仍然只能反映重新定价风险，不能反映基准风险，以及因利率和支付时间的不同而导致的头寸的实际利率敏感性差异，也不能很好地反映期权性风险。
（2）对于利率的大幅变动（大于1％），由于头寸价格的变化与利率的变动无法近似为线性关系，降低了久期分析的准确性。
外汇敞口分析是衡量汇率变动对银行当期收益的影响的一种方法。外汇敞口主要来源于银行表内外业务中的货币错配。当在某一时段内，银行某一币种的多头头寸与空头头寸不一致时，所产生的差额就形成了外汇敞口。在存在外汇敞口的情况下，汇率变动可能会给银行的当期收益或经济价值带来损失，从而形成汇率风险。在进行敞口分析时，银行应当分析单一币种的外汇敞口，以及各币种敞口折成报告货币并加总轧差后形成的外汇总敞口。对单一币种的外汇敞口，银行应当分析即期外汇敞口、远期外汇敞口和即期、远期加总轧差后的外汇敞口。银行还应当对交易业务和非交易业务形成的外汇敞口加以区分。对因存在外汇敞口而产生的汇率风险，银行通常采用套期保值和限额管理等方式进行控制。外汇敞口限额包括对单一币种的外汇敞口限额和外汇总敞口限额。外汇敞口分析是银行业较早采用的汇率风险计量方法，具有计算简便、清晰易懂的优点。但是，外汇敞口分析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忽略了各币种汇率变动的相关性，难以揭示由于各币种汇率变动的相关性所带来的汇率风险。
敏感性分析是指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研究单个市场风险要素（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对金融工具或资产组合的收益或经济价值产生的影响。巴塞尔委员会在2004年发布的《利率风险管理与监管原则》中，要求评估标准利率冲击（如利率上升或下降200个基点）对银行经济价值的影响，也是一种利率敏感性分析方法，目的是使监管当局能够根据标准利率冲击的评估结果，评价银行的内部计量系统是否能充分反映其实际利率风险水平及其资本充足程度，并对不同机构所承担的利率风险进行比较。
敏感性分析计算简单且便于理解，在市场风险分析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敏感性分析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对于较复杂的金融工具或资产组合，无法计量其收益或经济价值相对市场风险要素的非线性变化。因此，在使用敏感性分析时要注意其适用范围，并在必要时辅以其他的市场风险分析方法。
与敏感性分析对单一因素进行分析不同，情景分析是一种多因素分析方法，结合设定的各种可能情景的发生概率，研究多种因素同时作用时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情景分析过程中要注意考虑各种头寸的相关关系和相互作用。情景分析中所用的情景通常包括基准情景、最好的情景和最坏的情景。情景可以人为设定（如直接使用历史上发生过的情景），也可以从对市场风险要素历史数据变动的统计分析中得到，或通过运行描述在特定情况下市场风险要素变动的随机过程得到。如银行可以分析利率、汇率同时发生变化时可能会对其市场风险水平产生的影响，也可以分析在发生历史上出现过的政治、经济事件或金融危机以及一些假设事件时，其市场风险状况可能发生的变化。
风险价值是指在一定的持有期和给定的置信水平下，利率、汇率等市场风险要素发生变化时可能对某项资金头寸、资产组合或机构造成的潜在最大损失。例如，在持有期为1天、置信水平为99％的情况下，若所计算的风险价值为1万美元，则表明该银行的资产组合在1天中的损失有99％的可能性不会超过1万美元。风险价值通常是由银行的市场风险内部定量管理模型来估算。
巴塞尔委员会在1996年的《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规定》中对市场风险内部模型主要提出了以下定量要求：置信水平采用99％的单尾置信区间；持有期为10个营业日；市场风险要素价格的历史观测期至少为一年；至少每三个月更新一次数据。但是，在模型技术方面，巴塞尔委员会和各国监管当局均未做出硬性要求，允许银行自行选择三种常用模型技术中的任何一种。即使是对VaR模型参数设置做出的定量规定，也仅限于在计算市场风险监管资本时遵循，商业银行实施内部风险管理完全可以选用不同的参数值。如巴塞尔委员会要求计算监管资本应采用99%的置信水平，而不少银行在内部管理时却选用95%、97.5%的置信水平。此外，考虑到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巴塞尔委员会要求在计算市场风险监管资本时，必须将计算出来的风险价值乘以一个乘数因子（multiplication factor），使所得出的资本数额足以抵御市场发生不利变化可能对银行造成的损失。乘数因子一般由各国监管当局根据其对银行风险管理体系质量的评估自行确定，巴塞尔委员会规定该值不得低于3。
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市场风险内部模型计算的风险水平高度概括，不能反映资产组合的构成及其对价格波动的敏感性，因此对具体的风险管理过程作用有限，需要辅之以敏感性分析、情景分析等非统计类方法。第二，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方法未涵盖价格剧烈波动等可能会对银行造成重大损失的突发性小概率事件，因此需要采用压力测试对其进行补充。第三，大多数市场风险内部模型只能计量交易业务中的市场风险，不能计量非交易业务中的市场风险。因此，使用市场风险内部模型的银行应当充分认识其局限性，恰当理解和运用模型的计算结果。
事后检验是指将市场风险计量方法或模型的估算结果与实际发生的损益进行比较，以检验计量方法或模型的准确性、可靠性，并据此对计量方法或模型进行调整和改进的一种方法。若估算结果与实际结果近似，则表明该风险计量方法或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较高；若两者差距较大，则表明该风险计量方法或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较低，或者是事后检验的假设前提存在问题；介于这两种情况之间的检验结果，则暗示该风险计量方法或模型存在问题，但结论不确定。目前，事后检验作为检验市场风险计量方法或模型的一种手段还处在发展过程中。不同银行采用的事后检验方法以及对事后检验结果的解释标准均有所不同。
巴塞尔委员会1996年的《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规定》要求采用内部模型计算市场风险资本的银行对模型进行事后检验，以检验并提高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监管当局应根据事后检验的结果决定是否通过设定附加因子（plus factor）来提高市场风险的监管资本要求。附加因子设定在最低乘数因子（巴塞尔委员会规定为3）之上，取值在0~1之间。如果监管当局对模型的事后检验结果比较满意，模型也满足了监管当局规定的其他定量和定性标准，就可以将附加因子设为0，否则可以设为0~1之间的一个数，即通过增大所计算VaR值的乘数因子，对内部模型存在缺陷的银行提出更高的监管资本要求。
银行不仅应采用各种市场风险计量方法对在一般市场情况下所承受的市场风险进行分析，还应当通过压力测试来估算突发的小概率事件等极端不利情况可能对其造成的潜在损失，如在利率、汇率、股票价格等市场风险要素发生剧烈变动、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下降、发生意外的政治和经济事件或者几种情形同时发生的情况下，银行可能遭受的损失。压力测试的目的是评估银行在极端不利情况下的亏损承受能力，主要采用敏感性分析和情景分析方法进行模拟和估计。
在运用敏感性分析方法进行压力测试时，需要回答的问题如：汇率冲击对银行净外汇头寸的影响，利率冲击对银行经济价值或收益产生的影响等等。在运用情景分析方法进行压力测试时，应当选择可能对市场风险产生最大影响的情景，包括历史上发生过重大损失的情景（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假设情景。假设情景又包括模型假设和参数不再适用的情形、市场价格发生剧烈变动的情形、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的情形，以及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导致重大损失或风险难以控制的情景。这些情景或者由监管当局规定，或者由商业银行根据自己的资产组合特点来设计。在设计压力情景时，既要考虑市场风险要素变动等微观因素，又要考虑一国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等宏观层面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