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体育ope体育ope体育比如：金融体系可以提高效率，进而提高社会总收入，让老百姓获得除劳动工资以外的资产性收入，从而有更多钱可用于消费；可以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微企业、低收入家庭和务农务工人员获得相应的金融服务，让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变得更加平等；还可以发展金融业尤其是保险业，让社会保障体系更完善。
——黄益平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本文根据作者在10月28日举行的2022中国金融发展论坛发表的主旨演讲整理而成。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当下又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
第一，成本优势不再。中国经济发展曾经长时间得益于低成本优势，但成本如今已明显上升。经济增长模式将不得不从过去的粗放式、要素投入型增长走向创新驱动型增长。
第二，人口红利消失。过去，中国得益于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不断提高，但如今已是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人口开始下降，最终会影响经济增长格局。
第三，“逆全球化”趋势出现。全球化浪潮对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中国得以参与全球劳动分工，出口大幅度增长，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提升了国内经济的活跃度。如今全球化正遭遇波动，中国经济自身的体量也明显增加，增长动力不得不更多聚焦于国内。因此，中央提出以“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过去四十年，金融对于经济增长功不可没，有效支持了年均GDP增速超过9%，金融体系也相对稳定。虽然很多学者认为改革可以再深入一些，体制中的扭曲可以再多消除一些，但总体而言，中国这套金融体系的确有效地支持了经济高速且相对稳定的发展。
最近几年，针对金融行业的抱怨增多，尤其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在不断减弱”。对此，最直观的反映是“边际资本产出率”下降。所谓边际资本产出率，是指增加一单位产量时，需要增加的资本量。全球金融危机以前的2007年，我国边际资本产出率约为3.5，但目前几乎翻倍，这说明我们的金融效率已经打折。如果金融效率持续下降，即便经济建设中投入的金融资源不断提升，但带来的经济产出却不高，甚至下降，最终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中国过去的金融体系相对稳定，但近几年有多个金融领域的风险相继出现。我们维持金融稳定有两大“法宝”，一是通过持续高增长化解风险；二是政府兜底，以保证投资者、消费者等市场多方的信心。但这两大“法宝”的效力明显在下降，下一步必须花大力气构建金融安全网络，这一网络既要具备市场化监管框架，又要央行和财政部门共同参与建设。
金融要更有力地支持实体经济，可做的工作很多，尤其是基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金融应该努力推动国内大循环，在做法上可以从“供”与“求”两方面联动。
我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受益于“两头在外”——原材料、技术、资本从国外引进，产品在国内生产加工，然后又卖回国外。但这一模式未来日益困难。一方面，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正如一些市场人士所言，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另一方面，体量大也有明显的好处，国内市场未来就有可能不断减轻“两头在外”的压力，“供”与“求”都在国内市场解决。所以关键问题是，金融如何把“供”与“求”联动起来支持经济创新增长。
从供给侧来看，核心问题在于转变增长模式，让创新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创新对于提升经济在国内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越来越重要。虽然未来要以国内市场为主，但我们对国际市场仍然要保持开放，产业必须具备国际竞争力才可持续发展。
我们的金融体系过去有效地支持粗放式、要素投入型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模式下的经济活动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相对少，产品在国外可能已经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我们在技术、市场、管理、营销渠道等众多环节面临的不确定性都很低，金融服务做起来也相对容易，尤其是风险管理压力不大。
金融未来要想有力地支持经济创新，管理风险的难度就会激增。因为创新必定会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必定会增加对金融服务的要求。
经济增长模式要转变，金融发展模式也必然要跟着转变。金融要支持经济创新，有两方面工作要做，一是金融创新，二是市场化改革。
第一，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中国金融体系的显著特征是银行主导。金融体系中最大的市场参与者是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之前为大规模的制造业扩张提供资金，有效地支持了经济快速增长。一般而言，资本市场在支持创新时具有先天优势，比如在识别风险、耐心陪伴创业者成长等方面更擅长。因此，金融创新的首要任务是要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英国等国领先的金融体系都以资本市场为主导。我们目前也已经在做此类工作，将来还需要持续且加大力度。
第二，创新商业银行的业务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商业银行仍是我们最主要的金融渠道，因此需要创新商业银行的业务模式，以便承担支持经济创新的任务。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创新在国际上也不乏成功先例，德国、日本都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都有效地帮助企业掌握了国际前沿的经济技术。当前，中国的银行业务模式创新之路任重道远。
第三，发展数字金融。借力数字技术，金融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专精特新”企业的融资需求。针对这些企业，传统金融机构通常缺乏有效的风控手段，但现在大数据可以帮助解决部分问题。目前比较成功的例子是一些新型互联网银行——微众银行、网商银行、新网银行等，这些机构做风控主要看数据，而非抵押品，能成功地把平均不良率控制在较低水平。如果把这套方法普及到传统银行，帮助他们对上市公司直接融资做风险分析，意味着我们在这方面有可能探索出一条新路。实际上，我国利用大数据做信用风险管理已经处于国际前沿水平。
除了金融创新，金融支持经济创新还离不开市场化改革，其中之意就是要市场化风险定价。
中国政府已经花很大力气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但风险和成本终究要匹配方可持续发展。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帮助他们获得贷款很重要，但同时也要注重基于市场化的风险定价。唯有此，商业银行才能持续开展业务。
从需求侧来看，所谓“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投资和出口一直很强劲，消费相对较疲软。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消费有所回升，但目前仍在拖后腿，尤其是疫情期间的经济复苏乏力，关键消费复苏较慢、不及预期，对于国内大循环构成严重制约。
消费不振，即便投资很多也容易变成产能过剩。同时ope体育，消费萎靡也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相违背。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只有让老百姓的消费得以增长才能达标。
目前，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大概为55%，比世界平均水平大约低20个百分点，比英国、美国低25-30个百分点。
首先，我们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高，老百姓过于依赖劳动收入，缺少资产性收入；
其次，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较高，有钱人的消费倾向较低，该买的大多买过；穷人的消费倾向较高，但没钱消费。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社会消费总需求构成压制；
最后，社会保障体系需进一步完善。如果缺少社会保障，居民对未来的信心不足，大家有钱也不敢多消费。
如果这些问题得以解决，中国未来的消费依然可期。中国目前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全球来看非常可观，今后如果能进一步释放14亿人口的消费潜力，同时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有望成为全世界最令人向往的消费大市场。
当前，消费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不仅仅需要政府改善收入分配和完善社保体系等必要的改革，金融同样也有巨大的空间可为。比如，金融体系可以提高效率，进而提高社会总收入，让老百姓获得除劳动工资以外的资产性收入，从而有更多钱可用于消费；再比如，我们可以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微企业、低收入家庭和务农务工人员获得相应的金融服务，让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变得更加平等；还有，我们可以发展金融业尤其是保险业，让社会保障体系更完善。
综上所述，无论从供给侧还是需求侧，金融对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对于支持创新型增长，对于支持消费升级和美好生活都大有可为。只要我们很好地把握金融发力的方向，提升金融体系的效率，并成功地控制风险，金融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助力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顺利实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金融学与经济学讲席教授、副院长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政策与金融改革。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兼任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金融科技发展与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成员，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英文学术期刊《China Economic Journal》主编。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ope体育、金融改革与国际金融。曾在中央对外联络部从事经济调研、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从事关于金融改革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金融研究》以及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JIFMIM, JAPE, CER, AEP等中英文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读懂中国金融：金融改革的经济学分析》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变革历程，对中国金融体系的运行特点进行了深入分析，论述了中国政府对金融体系干预的历史合理性和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促进作用，以及政府干预金融在当下经济环境中的局限性，对未来可能的发展进行了合理预测、分析。本书还对公众普遍关注的“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中国数字金融如何领先全球”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相关问题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读懂中国金融：金融改革的经济学分析》还对未来的金融体系进行了分析、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