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三期叠加”,还是“三重压力”,都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必经的一个过程,只是这一过程受到国际环境复杂性和疫情冲击的叠加而变得更加漫长一些
202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在投资领域,通过加快发行使用专项债,加快设备更新改造贷款投放,着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一系列政策精准发力,有效促进了今年投资的平稳增长。上半年,投资增速高开低走、逐月下滑,全部投资增速由一季度增长9.7%下滑到上半年增长6.1%,这与上海发生重大疫情对全国供应链形成较大冲击有关。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进一步显现和上海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下半年我国经济出现恢复势头,投资增速1-8月份、1-9月份连续出现小幅回升,1-10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5.8%,逐步回稳趋势基本形成。但疫情再度反弹又将刚回升的势头拉了下去,1-11月份投资增速再度向下滑落到5.3%(见图1),这是始料不及的。如果从与前几年年度增速对比看,今年1-10月份5.8%的增速已基本恢复到2018年5.9%的水平、超过了2019年5.4%的增速,这表明虽受到国内外一系列不确定性的影响,但我国经济韧性依然很强,政策操作回旋余地大,投资仍有较大增长空间,整体投资经过长期向下运行后开始走出触底反弹的恢复态势,投资周期呈现出向好发展势头。
从投资主体来看,今年民间投资的表现并不尽人意,成为投资增长缓慢的拖累因素,全部投资增长主要依靠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拉动。今年以来民间投资累计增速一直呈现出持续下滑的态势,1-11月份民间投资增长1.1%,与上半年累计增速相比降幅为2.4个百分点,创下了民间投资月度增速的历史新低(2020年特殊情况除外),比2016年7、8月份的2.1%还低1个百分点,远低于2019年同期和2020、2021年同期两年平均值。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也下降为54.6%,也是近年来的最低点。1-10月份,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长10.2%,远高于民间投资增速(见图2),比全部投资增速高4.9个百分点。同期,港澳台商投资增长1.0%、外商投资减少3.4%,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在今年稳投资中发挥逆周期调控的主力军作用。
尽管当前投资增速持续处于较低状态,但投资运行中也出现一些积极信号,亮点纷呈,预示着投资在向好方向稳步前行。
一是制造业今年表现较为显眼,投资增长较为稳定,内部结构在优化。在三大领域中,进入下半年以来,制造业投资一直保持较为平稳的快速增长,1-11月份增长9.3%,高于全部投资同期增速4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两年平均增速约高5个百分点,已远高于疫情前2019年3.1%的增长水平,接近2018年9.5%的增速,是2015年以来增长较快的年份,表明制造业投资在缓慢恢复中增速明显回升,预示着制造业投资在调整中开始逐步进入新的投资增长周期。
与此同时,制造业投资内部结构也持续优化,装备制造业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1-11月份,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投资增长41.4%,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9.9%,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分别增长14.5%和12.8%。尤其是汽车制造业,在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带动下,今年一直保持较快增长态势,1-11月份增长12.3%,不仅扭转了2018年以来增速持续下滑局面,也超过了2017年10.2%的增长水平。制造业企业继续加大设备更新改造力度,今年制造业技改投资一直保持较快增速,1-11月份技改投资增长9.1%,占全部制造业投资的比重为40.9%,占比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是当前制造业投资增长的重要支撑项,也反映出市场预期的良性变化和投资理性的回归。
二是高技术产业投资一直在引领投资增长,投资结构优化升级趋势明显。在我国整体投资进入低增长状态情况下,近年来我国产业升级发展保持良好态势,高技术产业投资一直保持较快增长趋势,投资持续向结构优化、高质量增长转变。2015-2019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分别增长17.0%、15.8%、15.9%、14.9%、17.3%,大大高于当年全部投资增速。2020年和2021年,尽管疫情加剧了投资的低增长,但高技术产业投资仍分别增长10.6%和17.1%,分别比当年全部投资增速高7.7和12.2个百分点,分别拉动当年全部投资增长0.8和1.2个百分点。今年1-11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9.9%ope体育,比全部投资增速高14.6个百分点。
三是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速有所回升。进入2016年以来,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一直处于低增长状态甚至持续负增长,2016-2021年分别增长2.1%、3.7%、2.6%、-1.1%、-7.1%和-2.6%,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低迷极不利于投资质量提高和制造业发展。今年以来,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一直保持增长态势,尤其是进入三季度后增速有所加快,1-11月份增长4.8%,比上半年增幅提高2.4个百分点,扭转了连续三年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状态,这对提高我国制造业发展质量有着明显的积极意义。
四是在民间投资中,民间制造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尽管当前民间投资仍然低迷,但民间制造业投资保持快速增长,扭转了疫情前民间制造业投资增速低于全部民间投资的状况。2021年,民间制造业投资增长14.7%,比全部民间投资增速高10.9个百分点,比全部制造业投资增速高1.2个百分点。今年1-10月份,民间制造业投资增长16.2%,比民间投资增速高5.4个百分点,比全部制造业投资增速高6.5个百分点。
五是稳投资政策的精准性更强、政策效果更加明显有效。今年以来的投资政策不仅发力提前,而且更加精准、有效,对投资平稳增长和结构优化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如设立2000亿元科技创新再贷款和2000亿元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加大对企业转型升级中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的融资支持力度,促进了高技术产业创新投资和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有力推动了企业由“跟风型”投资向“创新型”投资的转变。调增政策性银行8000亿元信贷额度、发行金融债券等筹资3000亿元补充基础设施重点领域项目资本金,这些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对撬动基建配套贷款、促进今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升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发文提出“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将有助于缓解部分地区的能耗总量指标考核压力,推动“原料用能”投资项目加快落地,进一步释放部分地区的投资潜能。总体看,当前政策更加精准发力,针对性和有效性都在大幅提高。
当前投资走低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是多因素叠加的结果,对未来投资增长面临的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实际上,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就已告别短缺经济时代,市场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结构调整已迫在眉睫,而金融危机不仅中断了结构调整步伐,也因应对危机的大规模刺激政策进一步加剧了传统产能过剩,扭曲了供求结构关系,增加了结构调整的难度,导致我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从企业投资来说,什么都短缺、投资什么都赚钱的短、平、快“跟风型”投资时代全面结束,企业投资开始进入适应需求结构升级需要的创新型投资时期。而企业从传统产业投资转向新兴产业投资,需要一个较长的市场出清过程和创新要素积累、新兴产业培育的漫长过程,因此,投资必然会进入一个低速增长的调整期。2015年,投资增速由过去两位数急剧下滑到9.0%的个位数,并在此后一直低迷,到2019年时进一步下滑到5.4%,就是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传统产业新增投资空间日益狭小、产业处于新旧交替转换、企业投资进入观望准备期的必然结果。
需求结构的快速转变与巨大惯性作用下供给结构的缓慢变化,导致结构调整表现为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而在这漫长的调整过程中又遭遇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逆全球化风潮、“脱钩断链”风险持续攀升、出口需求减弱,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严重影响,这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经济调整难度、延缓了调整步伐。2020年,我国经济在艰难调整中又再度遭遇到新冠疫情冲击的叠加影响,经济发展面临从“三期叠加”转向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结构调整的步伐再度被延缓。因此,面对世纪疫情冲击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投资经历较长时期的低速调整是必然的,而且还将会进一步延长。
从投资创业看,受到需求收缩与原材料供给受阻的影响,原有企业在困境中艰难生存甚至退出市场,生存下来的企业也需要较长时间恢复元气,而部分新创业的企业还未等到成长起来就遭遇疫情冲击而退出市场,企业正常的接续更替受到阻隔,一定时期内市场主体的活跃程度会有所降低。从对未来影响看,主要是对市场信心和预期的影响比较大。在防疫政策转变后,曾被抑制的消费需求短期内会有一定幅度的反弹回升,但反弹幅度有限,恢复到疫情前水平需要较长时间,未来消费会更趋于理性,消费升级节奏也会有所减缓。疫情带来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市场风险偏好受到一定程度压制,就业者择业的职业稳定性偏好上升,创新创业热情可能会有所减弱,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性可能会降低,企业投资会更加谨慎,投资恢复的时间会延长、力度会减弱,结构调整步伐会进一步被延缓。因此,即便再无疫情的直接影响,2023年投资将是一个缓慢修复过程,难以出现“V型”复苏回升,尤其是一、二季度投资仍会处于较低增长状态,稳投资的政策需尽早出台且要更加精准和有力。
从国际环境来看,不确定因素会增加,面临的环境会更加严峻复杂。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低迷+全球疫情影响+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通货膨胀,导致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2023年,全球经济面临衰退风险,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进一步转弱,美欧或将陷入经济衰退。世界银行10月将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从此前预测的3%下调到了1.9%,经合组织11月22日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全球经济2023年将由2022年的3.1%放缓至2023年的2.2%。这既不利于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也会导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尤其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分化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问题走向意识形态化,美西方对俄制裁持续升级,严重冲击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进一步增加我国稳定经济的成本和代价。
从出口需求看,出口减弱是大概率事件。今年8月份以来,以美元计的当月进出口增速持续下滑,10月、11月出口分别负增长0.3%、8.7%,进口也分别负增长0.7%和10.6%,11月较10月相比,进、出口都出现大幅度的下降(见表1)。我国出口增速下降,与海外消费和生产需求持续收缩、国内疫情对出口生产和运输形成扰动有关。而我国进口大幅度回落,说明国内需求恢复进程缓慢,同时出口需求大幅回落带来进口需求减弱,共同对进口需求形成紧缩。
从国内环境看,一是消费需求持续不振。1-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1%,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下降0.2%,而1-10月份还分别增长0.6%和0.5%ope体育,其中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5.9%,这与疫情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在8%以上形成巨大反差(见图3),表明疫情等因素冲击对消费市场影响巨大,这既有部分消费欲望得不到满足的原因,也有人们对未来收入增长信心不足的因素存在。11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仅上涨0.6%且长期处于低位,也说明当前社会有效需求仍不旺盛。二是企业收益不佳,成本上升。1-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3.0%,其中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下降13.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6.24%,同比下降0.68个百分点,收益率下降;而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84元,同比增加1.07元。企业成本上升、收益下降,进一步抑制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三是市场景气指数不高。11月份,制造业PMI由9月份的50.1降至48.0%,连续两个月低于临界点,制造业下行压力有所加大;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48.9%,低于上月3.7个百分点,不仅创下近年来的低点,也创下月度间下降幅度最大值,表明制造业市场预期总体有所回落,企业信心不足。四是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持续加大。房地产市场萎缩,企业生产下滑,地方财政收入减少而财政支出增加,扩大基建投资受到财力和债务限额的双重约束,依靠基建增长带动全部投资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
总体看,未来面临的国际环境将更加严峻复杂,国际竞争会更加激烈,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需求扩张形成一定抑制,国内面临的困难也会很多,疫情冲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会继续存在,经济复苏之路依然不平坦,对此,要作好面对困难、迎接挑战的思想准备。
一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企业要把握住新的投资窗口期。无论是“三期叠加”,还是“三重压力”,都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必经的一个过程,只是这一过程受到国际环境复杂性和疫情冲击的叠加而变得更加漫长一些。既然是一个必经的过程,那么就一定会有趟过去再现复苏、繁荣的时候。我国拥有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规模,区域城乡差异较大,人们致富欲望、对美好生活向往强烈,因而市场潜力巨大、发展韧性极强,且拥有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每个分层次市场需求都拥有巨大潜在规模,能够支撑不同层次产品供给的大规模投资。尽管因疫情原因导致我国消费结构升级受到阻碍,消费结构升级仍一直在持续,新的消费市场在慢慢成长起来,与此相适应,经过多年传统产能的调整、消化,以及新兴产业逐步成长壮大,新的供求结构变动趋势已日益明朗,新一轮经济发展周期即将到来,企业和消费者应对未来充满信心,也要有足够的耐心,2023年投资将在缓慢复苏中逐步回升,企业应把握住新一轮投资窗口期的机会。
二是未来政策要长短结合,要更加注重投资方式变化带来的体制机制变革需要。三年疫情冲击,对企业影响巨大,当前不少企业还面临着生存危机,因此,短期政策要以确保企业生存为主导。要更多用市场方式保企业生存,通过稳定和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引导企业生产和发展,而稳定和扩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关键是政府投资需求的稳定扩大。因此,2023年要实施积极的稳投资政策,要继续以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保持合理增速为主,以基建投资有效带动内需扩大,以稳定发展预期、提振企业信心。品质化、个性化消费时代的来临,要求企业必须改变传统的大众化投资、生产方式,以创新为主导是未来投资发展的基本趋势,因此,要有为企业创新型投资提供保护和支持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一是要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以提高企业创新活力和积极性。二是要加大对创新的融资支持,加快构建为创新提供融资的融资体系,如大幅度增加科技创新、设备更新改造类贷款规模,建立与创新相适应的中小科技金融机构,扩大科技创新公司债券发行规模和科创企业IPO规模,加大对重点行业和“卡脖子”关键技术领域的投资财政、金融支持力度,对银行承担的创新融资风险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给予缓释和分担。
三是加大对传统产业振兴的扶持力度,打造传统产业、新兴产业齐头并进的经济双引擎。传统产业并不是低端、落后而要被“淘汰”的产业,传统产业有高端发展方式,新兴产业也有低端发展方式和环节。实际上,大量传统产业都是基础性、主导性的产业,对应着大量基础消费需求和中间需求,在我国仍拥有巨大市场前景,关键是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实现转型升级。现行政策有一些并不合理,一些投资项目一旦被打上传统产业烙印,就难以获得贷款、土地等要素支持。财富是积累起来的,资本也是逐步积累起来的,一个经济体不可能总是新项目、新投资,在资本存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对存量资本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以实现优化升级,将是未来投资的重要方向。目前我国技改投资仅占工业投资的40%左右,而发达国家高峰时期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的比例通常达到50%-70%左右,而我国传统产业已经积累了巨大产能,因此,未来技改投资将会占相当高的比重,要加大对技改投资的支持力度,在做优增量的同时改造提升存量,形成存量与增量、传统与新兴双轮齐发力、共推经济平稳发展的良好局面。
四是国企要有担当,对国企的考核机制要有调整。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民营企业面临严重生存危机的情况下,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其特殊的体制优势,在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方面国有企业要勇于担当,充当逆周期稳增长的主力军,在民企不愿发力的领域加大投资力度,尤其是扩大低收益类、基础设施与公用设施类投资规模,对一些困难的民企进行适度的输血型投资,以需求扩大为民营企业提供生存空间。同时,针对国企在经济下行时期承担着稳增长的特殊责任,因而对国企的绩效考核要进行调整,要更加注重企业的长期效应,增加长期发展的考核指标及权重,减少对年度账务收益类指标的考核,避免国企行为短期化、利益化。民企要加快改变发展方式,摈弃传统“短、平、快”的跟风型投资思维,在适应需求结构升级中增加创新要素积累,以长期投资、创新型投资立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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